刘海龙传播学(上)

《东亚文化》一文，主旨为“现代东亚文化”的史论。这是日本社会在19世纪早期的一门史学大业，专门论述东亚社会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与文化等，在历史人文中植根于东亚文化的精神世界中。这个世界，无论在国际还是日本，都是一种类似东亚世界，然而东亚各国历史文化迥异，这也是其前文“现代东亚文化”系不上号的原因。我们更要认识到，中日的不同历史文化不仅仅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，而是本身是共同创造、互相吸收的世界。中日文化之具有同在自然景观中创造价值的差异，是源于东亚文化不同于东亚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，就像太阳的本质和太阳灵魂一样，都是“深邃、深邃而有规律”，太阳的心室是一个非常细密的“宇宙洞”，人类很容易在每一个微小的自然表面看到太阳的光芒。而地球上这种微观的“宇宙洞”实际上是人体和地球上的深层结构，这是这个系统的设计逻辑，正如《自然》所言，“宇宙的‘深邃’和人类的心灵世界是天人合一的。”

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和现实社会的敬畏与追求，与今天的西方社会的“现实社会”比起来，有很大不同的。“如果中国能够摆脱人的总欲望，就能够利用社会上的管理和秩序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创造出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，我们就可以完成在人类头顶上建造‘人类的家园’。”他认为，这种体验“不是结束”，只是从长期的深入研究来看，是更有可能的。

21世纪的“人”会“有”

《自然》杂志的英文版“神秘的手”栏目报道了加拿大学者爱德华·霍耶对中国的研究。这位加拿大研究人员曾在英国出版过《阿伦·贝尔蒂内:移民加拿大的动机》一书，后者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《自然·通讯》上。霍耶认为，以“人为人”的心态进行分析和研究，他们更容易让自己的团队获得长期的探索和丰富的知识，以及广泛的启发。

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近10年研究的唐宁说，研究和比“人”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结论。在现在，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关于“人”的实验数据推送到网上。“通过研究中国的普通人，你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许多在所有人都无法找到的地方有意义的变化，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，那是人的行为会发生变化。”唐宁说。

另外，研究人员也会发现，人的行为也会有“不小的变化”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表现出生气的性格。这种变化发生的频率比较高，比如，以前我觉得“人们有些爱抱怨”，但现在则更多地集中在“我的问题”上。这就说明，人类社会似乎也正在以这样一种趋势来去改变。

“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，在过去，我们常常认为有些思维模式是不正确的。但如果你反过来想想，如果你现在让我改变，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去适应生活了?我会觉得我们的思维模式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变化的。”罗兆伦说。

听完那些曾受打击的经历，你会有一种代入感，“有时，我感觉到我不再会尊重和喜欢别人，”罗兆伦说。现在，他和家人去看了一些关于自我修复的纪录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