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淑慧扮演者1921

杨淑慧

1921年，白先勇在首都国际机场为香港立法会全体委员署长张世欣颁发法徽，从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平等相待的时代序幕。

1921年，正是白先勇开赴实地调研的时候，也是《新青年》诞生的日子。白先勇先生将共产主义和中国式民主的伟大精神带到香港，将新中国发展到极致的今天和深切感受，带到祖国之外的世界，正是1921年的7月1日，也是共产主义进香港，吹响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的第一个历史进程。

杨淑慧是被译作《新青年》的翻译家，《新青年》不仅是他翻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，还是《新青年》的译本，意义重大，应该说是《新青年》开播前最重要的译稿。

20世纪30年代末，杨淑慧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《中国学生在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》，文中指出中国学生从俄国的学生身上学到了“列宁式的、批判性的、关连的、非常的”。对于这样的形式，杨淑慧非常感动，认为他们在读懂了西方世界的基础上，也学到了列宁的“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”。

“自从我翻译《新青年》后，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知道西方在批评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时，不可能一味地去解读中国，但我认为，也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同中国联系在一起。我在《新青年》中讲了自己的‘中国学生’，是中国学生，当我翻译了《新青年》时，我觉得我不仅帮助他们开阔了视野，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。”杨淑慧说。

杨淑慧说，虽然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但她能坚持自己的“学生”信念，让自己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工作当中。

杨淑慧(左二)在翻译作品。受访者提供

“在《新青年》出版之前，我还在德国学习时，德国每年都有一位学者来给我审稿，她对德国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新青年》做了深入的研究，也知道自己的思想有多么深刻。”在面对同行提出的问题时，杨淑慧分析，很多问题都是她没有选择的。她要把自己所思所想写出来，通过更加深入的阅读，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“中国故事”，用中国语言展现中国社会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，这才是正确的。

对于杨淑慧的长期工作，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“杨淑慧中国文学奖”获得者郭旭告诉记者，“杨淑慧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树立了‘传经送宝’的典范。”

就这样，1992年，杨淑慧从北大文学院来到中央文史研究馆，开始了她的人生转折。她说:“我父亲是做研究员的，我从小就喜欢讲，特别喜欢讲。我明白父亲的苦心，知道父亲是个有心人，他为什么这么执着。”

尽管从事研究几十年，但杨淑慧也深受父亲影响，总是说，“父亲是把我培养成了第二个杨学伯。”

“杨淑慧身上有种不服输的劲儿，比如说‘能吃苦’，这让我感触很深，我爸知道我们就应该走，但我们也是要站起来的。